星期二, 八月 29, 2006

日本少子高龄化社会背后的移民政策和生产性上升

日本经济于2002年起缓缓回复以来,如今已经迎来了第五个年头。在经历了“失去的10年”之后,日本经济能否实现可持续性发展这一课题在日本经济学界引起了不少的关注!
然而日本经济可持续性发展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既是其少子高龄化的日益深化所带来的劳动力的严重不足!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似乎有以下几点:
一,从人口学来看只有提高生育率和引进外国移民了。但如今日本的生育率只维持在1.29%的低水平上,并且这一状况没有丝毫改观的迹象。因此理论上来讲只有寄希望于移民身上了。然而日本由于担心引进太多移民会引发犯罪增加等负面效果,于是前些日子制定了“移民人数不得超过日本国民人数的3%”这一保守的移民政策。看来增加劳动人口这条路是走不通了。
二,从社会保障来看只有降低对老龄人口的退休金支付了。这似乎是日本减少政府支出的绝好途径。然而社会调查显示,“认为只用退休金就可支付全部生活费的老年人口只占了20%”。看来要是采取这一途径则有不近人情之嫌。
三,从企业生产角度来看只有提到生产性了。这也成为了近几年日本经济缓慢复苏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日本上市企业中,80年代实施“down-sizing”的企业比率为10%,而到了90年代后半期,这一比率达到了30%。所谓“down-sizing”,指企业的雇佣或资产减少10%以上的举措。若比较实施“down-sizing”前后的企业生产性的话,劳动生产性与TFP(全要素生产性)在实施这一举措的时点都比较低。但实施2年以后,与未实施这一举措的企业的生产性相比,该企业的生产性有了很大的提高。并且赤字企业的生产性的上升效果要比黑字企业的明显。这被认为是生产性上升所带来的“know-how”的蓄积,以及在实施了“down-sizing”之后未增加雇佣的结果。然而,从微观经济学来讲企业似乎采取了合理的举动。但这一举动却需要全体劳动者来买单,毕竟在工作量不变的前提下,劳动力的减少只能增强每个劳动者的工作强度。可以说日本经济的缓慢回复是靠损害劳动者的利益实现的。从宏观经济学角度来看,被退职后的劳动者并未向生产性更高的企业或产业移动,这就使劳动力市场存在了资源分配的不合理性问题。实际上,自90年代后半期起,由于劳动者并未从低生产性部门向高生产性部门移动,使得劳动生产性的上升率停留在了一个很低的水准。并且近年来日本非正规劳动者的比率逐渐增加,这些非正规劳动者并不能带来企业生产性的提高。由此可见,日本企业如若继续采取“down-sizing”的政策,从宏观角度来看并不能继续提高生产性。如何克服劳动市场的资源分配的不合理性已成为了日本政府急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星期五, 八月 25, 2006

跟中国较劲的背后:日本欲夺东亚主导权

环球时报朱研/在东盟与中日韩(10+3)财长会议召开前的半个月,日本频频由高官出面表态,向外推介其引人注目的东亚合作计划:提议让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加入东盟和中日韩体系,由16国共同签署东亚经济合作协定(EPA),缔约国之间的贸易可享受统一的低关税,在投资乃至人员流动等方面也有诸多优惠。
设计东亚EPA计划的经济产业省的官员显得很急,他们认为,如果日本不早点提出新的构想,就会在东亚经济合作上落后于“其他国家”,它长期以来在东亚经济事务中的影响力就会继续受到削弱。
这种非同寻常的焦虑来自外部的压力。2005年底,以东亚峰会为转折点,东亚的地区合作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美国加速在东亚的行动,并表现出后来居上的惊人态势,与整个东盟展开包括经济、安全、社会的一揽子伙伴关系谈判,与韩国和马来西亚的自由贸易谈判也获得进展。
在东亚地区内部,中国与东盟的合作启动早,发展迅速,中国初步确立了联系“海洋亚洲”与“大陆亚洲”的纽带地位;韩国与东盟达成建立自贸区的初步共识,在东亚地区合作上,以中韩为起点的两个合作轴悄然而成;与此同时,中韩经贸关系深化,而东盟与区内外全面构建合作网,且极力主张“主驾驶权”。
这些都使日本痛感其在东亚的话语权与自身经济地位严重不符。尤其令日本感到焦虑的是,长期以来,它占据着东盟对外经济关系的主导地位,但现在看来这一地位正被中国所取代,再加上东北亚经济合作由于中韩的崛起和相互合作而具备了自身的动力,日本现在似乎在东北亚和东南亚同时失去了经济合作的主导地位。
与中国先前提出建立东盟和中日韩(10+3)模式的自由贸易协定(FTA)不同,日本提出的东亚EPA计划涵盖的地域更为广阔,扩展到东亚地理概念以外的印澳新三国。在东亚EPA计划中加入三个新成员,有牵制中韩、制约东盟的用意,这一提议也很容易得到不甘于被排斥在东亚经济合作计划之外的印澳新的支持。这一方案的巧妙之处还在于,东亚EPA计划几乎包括了亚太地区所有主要国家,却将美国排除在外,尽管它在军事和政治上都是该地区最重要的一极。
日本经济产业省大臣二阶俊博还进一步提出,以发达国家组成的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为模型,创建“东亚版OECD”,并表示考虑将之打造成东亚各国进行政策调整的机构。如果处在这样一个东亚版OECD当中,中国相当于以普通成员身份被拉进来,在其中处于主导地位的肯定是出资最多的日本。
日本提出一系列计划的核心目的就是要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争时间、抢速度、占先机,争夺在东亚经济秩序上的主导权。另一方面,日本又不动声色地在其东亚EPA计划中加入意识形态的内容。
日本外务大臣在一次公开演讲中将日本的EPA计划称为“交朋友的计划”,而交朋友的基础即是“拥有平等的价值观”,“因此,让我来说的话现在日本在做的事情是,把国家利益放在心中,同时将拥有相同价值观的伙伴从亚洲太平洋逐步扩展开来”。
这在某种程度上消除了美国对东亚共同体“一旦形成,必将割裂跨太平洋自由贸易圈”的担忧,又通过强调政策、法律制度的相容性将中国孤立。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安倍晋三在其新着《致美丽的祖国》一书中说得更直白些,称“东亚EPA”更深层的用意就是为日本顺势确立“日美澳印外交、安全对话”机制提供前提。
二阶提出要在东盟与中日韩(10+3)财长会议上正式提出东亚EPA方案。目前看来,日本推行这一构想的难度比较大。历史问题和政治关系使中韩不会轻易接受日本的方案,东盟国家也不希望自己被纳入到大国主导的经济合作圈子,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虽然表示欢迎这种区域经济合作的扩大趋势,但并未对日本计划本身给予明确表态,而且澳大利亚自己也有一个在所有亚太经合组织成员间缔结自由贸易协定的构想。
冷战结束后,东亚的政治、安全格局处于深刻变动之中。虽然冷战遗产和思维依然随处可见,但两极格局的解体和全球化与地区一体化的发展促使东亚不得不寻找新的地区格局。今天的东亚就处于这样的过渡期中,各国的走向和利益相互交织,相互影响,谁都试图在新格局形成之前在其中占据有利位置。
而欧洲一体化的经验表明,地区一体化在政治合作与文化认同之前,首先是由经济合作起步的,这就是“10+3”对东亚一体化至关重要的原因。日本此时提出东亚EPA的计划,就是仗着它作为东亚第一大经济体的实力,试图在未来的东亚经济合作中掌握主动,继而在政治上取得突破并占据主导权。
其实,早在去年的东亚峰会,日本就强烈要求在签署的《吉隆坡宣言》中提出以“10+6”模式“构筑未来的东亚共同体”,但因中国和东盟的反对而无果而终。它这一次东亚EPA的大计划也很可能面临同样的结果,因为这一计划实际上是在抢东亚经济主导的方向盘。它不符合东亚地区的现状,而且从日本欲取代东盟、牵制中国的战略用意来看,现在提出这个设想,只能增加东亚国家的疑虑,而且也很难得到这些国家的认同。

星期四, 八月 24, 2006

日本是否会在知识经济时代“沦陷”

如今,日本也在将经济结构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进行转型。提到知识经济,就不得不让人联想到尊重知识创造者权益这一基本前提。经济学博士,东京经济大学副教授——周牧之先生指出,威胁知识创造者权益的可能性有几种:一是过分的强调了企业的权益,而忽视个人的权益。二是社会缺乏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机制,从而严重损害知识创造者的权益。后者在中国是现今阻碍知识经济发展的重要障碍。
然而在日本,企业与个人的关系现在也正成为其经济发展的障碍。正如大家所熟知的那样,日本企业讲究从业人员的忠诚度,因此在日本只要进入公司成为了正式员工,那么个人与企业的命运就息息相关了。员工就好似企业的一块砖,一颗棋子,哪里需要就往哪里搬,而员工丝毫没有自主性,更不要考虑通过跳槽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了,因为没有公司愿意接受一个对企业不忠的人。在这样的企业,研究人员所创在的价值往往并没有被他们自己所拥有,而是被企业侵吞。更为遗憾的是企业有时对研究成果缺乏正确的评价能力。
案例一:
2002年,获得了诺贝尔奖的田中耕一是日本岛津制作所的一名普通研究人员,他获诺贝尔奖的研究成果在公司内部只获得了1.1万日元的奖励,成果也一直没有产品化。直到欧美企业将他的成果产品化并获得了市场上的成功之后,岛津制作所才进行了成果产品化。田中耕一的获奖大大提高了岛津制作所的知名度和信誉度,但岛津制作所却一直困惑于如何安排田中的待遇。更为有趣的是,当田中去瑞士领奖时,田中在瑞士的宾馆里住的是普通房,而一同前往的社长却堂而皇之的住在套房里。这种现象使西方媒体为之震惊。
案例二:
2004年1月30日,东京裁判所下达了针对“青色LED诉讼”的判决,令日亚化学工业作为对发明成果的报酬,向青色LED发明者中村修二支付200亿日元。这一金额是当年中村从日亚化学工业获取发明奖励2万日元的100万倍。
青色LED是能发出青色光的半导体素子,曾被认为是在20世纪内不可能开发出来的技术难题。1993年,当时日亚化学工业社员的中村以独自的方法和自制设备成功的开发了青色LED并使其商品化。过去生产荧光材料的无名地方中小企业日亚化学工业由此业绩大涨,产值从1994年的200亿日元上升到2002年的1160亿日元,现在该企业产值的80%是LED的关联产品。
中村修二1999年从日亚化学工业退职。当时美国的企业与大学为了争夺中村,提出可以接受他“关于待遇的一切要求”,然而在日本却没有一家企业或大学向中村伸出橄榄枝。
2000年中村赴加里弗尼亚大学任职。2001年中村就发明的报酬与专利的归属起诉了日亚化学工业,要求该企业支付20亿日元(后来提高到200亿日元)的发明报酬。
东京地方裁判所这次判决认为该发明在有效期内(20年)可以产生1兆日元的产值,对于这一世纪大发明产生的利益,发明者的份额为604亿日元,判决日亚化学工业全额支付中村所要求的200亿日元的发明报酬。
由此可见,在如今的知识经济时代,日本还未摆脱以往的工业经济模式,即天才们的创造发明往往被企业所侵吞,创造的利润也会被资本所攫取。长此以往,个人的创造欲望就会受到压制。这也就成为了日本知识经济发展的障碍!
日本是在知识经济时代“沦陷”,还是选择与时俱进进行变革?看来日本还有一段漫长,曲折的道路要走…………




星期二, 八月 22, 2006

小泉最后的政治大秀

丁果在2006年8月27日出版的《亚洲周刊》中,以一篇《小泉最后的政治大秀》,道出了小泉的作秀心态。并指出“六成以上民众不赞成首相参拜,而自民党内反对者也不少,靖国神社不再供奉战犯灵位的主张更渐成主流,小泉强硬参拜,反而敲响了靖国神社的丧钟。”
可以肯定的说,小泉的确是个与众不同的政客,在政坛的谢幕汇演中,不仅以8、15的靖国神社的参拜激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更是在他所崇拜的流行歌手猫王的故居,以布什当配角进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模仿秀”。
撇开小泉与布什的关系不谈,单单看其参拜靖国神社的目的和后果如何。小泉似乎完成了他在上台前承诺会在8、15参拜靖国神社的夙愿,但令他始料未及的是这一举动反而更加加剧了那些不赞成首相参拜的民众的反感,同时也激起了自民党内部那些忧虑中日,韩日关系影响日本在亚洲的外交和日本经济发展的人士的不满。然而更为尴尬的要数日本的下一任首相。毕竟小泉即将成为日本政坛的过客,他的所作所为将不能操控日本的未来。下一任首相对这一事件的表态必将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这着实给最有可能继任的安倍出了一个大大的难题!
不管怎样,中日之间的博弈还要继续,只愿日本下任首相不要让日本普通民众为其不合时宜的举动买单即可!

星期一, 八月 21, 2006

特别专访-日本记者vs新加坡首相李显龙

新加坡概要

历史 1965年从马来西亚独立

人口 424万人(含1年以上在住外国人)

人种 主要有3类人种(中华系76%,马来系14%,印度系8%)

面积 699平方公里

人均名 2万6706美元(2005年,相当于日本的70%)
目GDP


访谈内容

问:从李首相的世界观来看,日本处于什么位置?
答:在亚洲的发展当中,美国,日本,中国的关系十分重要。现在,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与美国总统布什关系很好,这不仅停留在个人的关系上,更是基于国家的根本利益。然而,由于日本和亚洲其他国家的关系不好,即使日美关系再好,对于日本,对于亚洲而言都不是一件好事情。日本在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的同时,积极地发挥在亚洲其他地区的作用是很重要的。日本应像中国那样,进行积极的外交,与地域各国相结合,达成互利关系。

问:请具体谈一下好吗?
答:比如说,日本与ASEAN的EPA(经济提携协定)就进展的非常慢。而这一协定在朱镕基,前中国首相于2000年提出中国与ASEAN的FTA(自由贸易协定)之后数周就签订了。中国抓住了这一协定的政治的,战略的意义。这不仅是经济之间的关系,也体现了国家的外交政策。因此,中国在缔结这一协定是也进行了政治上的决断。可以说中国与ASEAN之间的良好关系具有重要且紧迫的战略意义。然而,日本虽然开始了交涉,但并没有从战略的视点抓住协力关系。因此,各省厅只是主张各自的利益,致使交涉很难进展。这样一来,各省厅的利益似乎是保住了,但因为花费了太多的时间,日本丧失了很好的机会。

问:现在,对于日本有什么期待的吗?
答:我所期待的就是日本能够与中国,韩国,东南亚等建立良好的关系,成为很有生气的亚洲的一员。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下来的,虽然还未很好的消除,但希望今后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亚洲各国都希望日本能够再次成为重要的合作伙伴!

…………

星期二, 八月 15, 2006

中日关系何去何从?

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感情似乎由于上个世纪那场惨烈而又充满血腥的战争而被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毕竟历史就是历史,是实实在在存在过的,无法抹杀掉的印迹!虽说中日两国在1972年就已恢复了邦交正常化,但随着近年来小泉一意孤行的参拜靖国神社的举动似乎又将两国推进了剑拔弩张的境地!
然而就在今天,这个抗日战争胜利61周年的纪念日的早晨,小泉又是冒着天下之大不韪去参拜了靖国神社,更是在之后的记者见面会上声称那些有着兽行般的屠夫为“勇士”。而这一时点的选择似乎更透出些许微妙的意味。小泉自2001年起每年都会参拜靖国神社,但除了今年每次都避开了最为敏感的8.15,而就在今年9月小泉的任期即将宣告结束,难道这就是所谓的“秋后的蚂蚱蹦达不了几天”的最后的疯狂?其中深意我们自不必去追究,单是其言行就已是令人发指!与此同时,中国似乎早已预感到了小泉的举动,并于8月10日召回了驻日本大使王毅。难道中日两国的关系从此将会渐行渐远?
就在两国政治冷如冰霜的同时,经济上的合作却如火如荼的展开着。日本对于中国的直接投资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观察后于今年上半年呈现出了“V”字形的发展。从贸易面来看,日本更是在2004年成为了中国商品最大的输入国。两国的经济交往在经济学意义上可谓达到的“双赢效果(win—win game)。
但两国的这种既互泼口水又相互割舍不下的欢喜冤家般的交往,似乎成了国际社会中的“黑色幽默(black humor)”。这种现象也被不少中国的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概括为“政冷经热”,同时也引发了“政冷”会不会带来“经冷”的论争!
其实无所谓是“冷”还是“热”,因为任何国家的任何政治言行都具有其特殊的政治目的,说到底既是相互间的“算计”而已!正如易中天先生在《品三国》中所谈到的孙刘联盟一样,必是那孙权在经过了百般算计,权衡利弊之后才作出的“联刘抗曹”的决定。比照今日的中日,两国其实正处于角逐之中,究竟谁能算计过谁,今儿个谁说了都不算,那要让历史来说话了!不过没了对手的比赛似乎是无趣的,有个不错的对手岂不乐哉?